作者：施爱东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）
对大多数不识字的民众来说，音乐和歌谣是最容易接受和传唱的艺术形式。
全面抗战爆发后，几乎所有诗人都开始了抗战诗歌的激情创作，诗歌数量呈现井喷局面。当时的文化界已形成一个共识：抗战为新诗带来了新生。不过，诗人们很快就发现，这些诗歌要么是口号体，要么是文人气过重，并不利于民众传播。如《抗敌歌》：“吁嗟乎！抗敌杀贼赖后援，应挟群力固篱藩，伫看铙歌齐奏凯，风物如故旭日暄。”这种精雕细琢的歌谣反而很难得到转载和传唱。
相比之下，顾颉刚主持的通俗读物编刊社编印的《抗战歌谣》《抗战鼓词》等小册子，深受民众喜爱，一印再印。顾颉刚是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艺的主要倡导者，深知以群众文艺发动群众的简单道理，通俗读物编刊社往往采用“旧瓶装新酒”的策略改良传统文艺，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。比如《老乡见老乡》：“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。你扛老套铳，我拿盒子枪。打倒汉奸小日本，收回家乡度时光。”这一特点很快也被其他诗人所注意到：抗战歌谣的创作目的不是自吟自唱，而是如何发动群众全民抗战，只有朴素直白、朗朗上口的歌谣，才能得到最广泛的传播。
通俗读物编刊社编印的《抗战歌谣》资料图片
激发少年儿童的爱国热情和抗战决心，也是抗战动员中的重要一环。抗战通俗文艺界著名的“三老”（老舍、老向、老谈）就特别注重童谣创作。老舍将北京童谣中哭着要媳妇的《小小子》改编为哭着要刀枪的《小小子》：“小小子，坐门桩，哭着喊着要刀枪。要刀枪干什么呀？练刀，抵抗！练枪，好放！明儿个早早起来打胜仗！”这首童谣配合儿童游戏，大江南北广为流传。老向改编的《抗日三字经》更是著名：“人之初，性忠坚；爱国家，出自然；国不保，家不安；卫国家，务当先……”全文没有一个生僻字，借用岳家军、戚家军等民众耳熟能详的典故，号召民众“雪国耻，收失地”。这本小册子仅一年就在武汉、西安连印七版，发行数十万册，各地效仿的新抗战三字经更是层出不穷。
童谣一般韵脚整齐，短小好记，稍长的童谣，多用顶真（联珠）修辞，后句先重复前句末尾部分，环环相扣，中间就不容易遗漏，能确保歌谣的完整性。比如：“日本兵，吃豆渣，不用筷子用手抓，不坐板凳坐地下，地下凉，坐炕上，炕上热，坐火车，火车响，到安阳，安阳有个迫击炮，打得鬼子嗷嗷叫。”又比如：“小日本，从东来，脚上穿的牛皮鞋（音‘孩’）；牛皮鞋，呱啦啦响，身上穿的黄大氅（音‘厂’）；黄大氅，绿道道，头上戴的钢帽帽；钢帽帽，打不破，脚下骑的摩托车；摩托车，跑得快，一跑跑到东门外；东门外，有八路，八路八路真厉害，打了日军几布鞋，有的哭，有的嚎，有的吓成稀屎痨；稀屎痨，看不好，埋了坑里算拉倒。”这首歌谣虽然长，但是连贯性强，一句套一句，不容易掉链子。八路军不用枪不用炮，脱下布鞋打日军，荒诞情节的背后，是一种轻蔑的诅咒。
1937年上海勤奋书局出版的《非常时期小学游戏教材》资料图片
儿童天性中就不容易接受悲剧叙事，因此无论童话还是童谣，总是表现出轻快的乐观主义态度。哪怕是在最艰难、最黑暗的时期，童谣都会以乐观的想象鼓舞士气，迎接光明。在东北沦陷区，童谣就以拟人的乐观态度表达对于抗联的崇敬，对于敌人的藐视。比如《鬼子再也不哇啦》：“蛤蟆过夜叫呱呱，母鸡下蛋咯咯嗒；鬼子说话哇啦啦，抗联打枪咔叭叭；抗联急眼一咔叭，鬼子再也不哇啦！”又如《点名》：“水机关，真不错，哒哒哒哒会唱歌。我们问它唱什么？它说唱的胜利歌。见到鬼子就点名，一点就是几百个。”
童谣配上简单的肢体动作，或者有节律的音乐，传播效果更是如虎添翼。太行山区最流行的一则童谣就有《比个八字给你瞧》：“要问哪个队伍好，弟弟妹妹咧嘴笑，伸出两个手指头，比个八字给你瞧。”音乐旋律对于儿童记忆的效果尤为显著，陶行知借用儿歌《两只老虎》的节律，于1937年创作了《不投降歌》：“军人救国不要命。不要命，不要命，只有断头将军，没有投降将军。军人救国不要命。不要命，不要命，只有断头兵丁，没有投降兵丁。”这首歌直白浅显，趣味性虽然不强，但是配上《两只老虎》的儿歌节律，铿锵有力，在当时的中小学校广为传唱。
抗日根据地儿童为八路军站岗放哨资料图片
多数抗日童谣都是爱国文人的精心创作。老舍就曾认真学习民间文学，为少年儿童和民间艺人写作抗日童谣和鼓词，以笔为枪，投身抗战。抗日童谣的主要内容大致有三：一是表达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抗战必胜的信心；二是诅咒、蔑视和嘲笑日本军队和汉奸、伪军；三是歌颂抗日英雄，礼赞抗日军人，支持亲人上前线、打胜仗，祝愿他们“打垮小日本，早早回家乡”。
抗战童谣通过书报杂志和广播等媒体广泛传播。抗日战争激发出了无数原本默默无闻的爱国文人，他们“有枪拿枪，有笔拿笔”，纷纷投身抗日洪流，创作了数不清的抗日歌谣，那些在艰苦条件下粗糙印制的抗战书刊，清晰地留下了他们的爱国印记。比如赵树理就在自己主持的《人民报》副刊上，刊载了大量新鲜活泼的抗日民谣、快板、鼓词、故事。
大量抗战童谣走进中小学课堂。老向的《抗日三字经》就被引入学校课堂，用来教育儿童树立抗战决心。著名教育家陶行知、陈鹤琴等人，不仅在学校教唱抗日歌谣，还身体力行，亲自参与创作，鼓励学生唱向全社会。这一时期，大后方还形成了颇有声势的“朗诵诗运动”“街头诗运动”等。
抗战童谣还借助军队和剧团被大量传播。这是解放区抗日歌谣的主要传播渠道。唱歌是人民军队的必修课，他们每到一地，就会通过刷墙报、贴传单、教唱歌，把革命口号和歌谣带到当地。解放区的乡村剧团主要有三类：经过改造的旧戏班、地方精英和中小学校组织的业余剧团，以及根据地政府组织的新剧团和各类民校、夜校。
通过无数爱国将士和文化战士的创作和传播，在民族危急的时刻，抗战童谣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，提升了中华民族的自信，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强大意志力和生命力。
《光明日报》（2025年08月05日01版）
